相应地，其他国家机关要对国家权力机关负责、受国家权力机关监督。
[42]参见陈训秋：《坚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中国法学》2021年第3期。[38]参见焦洪昌、赵硕：《论全面实施宪法的制度体系建设》，《人民检察》2022年第23期。
[33]宪法修改制度是在宪法文本及其解释已经无法容纳现实以及未来需求时，对宪法文本作出的修正，也是转型社会宪法保持稳定性的重要手段。严格来说，我国现行宪法颁布施行40年来，一直主要依赖依宪立法这种间接实施方式，作为直接实施方式的宪法解释和宪法监督反而是处于隐而不彰的状态。最后，应将党对宪法全面实施的引领覆盖全过程、全领域、全方面。其次，建立合宪性审查提请机制，健全宪法案件筛选机制和合宪性审查的程序，实现与宪法解释、备案审查的有效衔接，为宪法全面实施提供体系化的监督架构。关于基本权利的研究主要指向基本权利的效力与保障、具体基本权利和人权。
摘要: 宪法全面实施是新时代我国宪法实施观的新发展。在标准上，应该对宪法实施内容进行类型化整理，建构相应的评估标准。这一特点在创立之初即已确定。
但由于内无前期积淀，外无相同立法可资借鉴，起草工作举步维艰。但从我国立法体制和立法实践看，职权法定的法应不限于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也应包括在内。这从以下两点体现出来。说明新型行政处罚的创设只能由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
影响范围论认为，如果事务的影响范围限于局部地方，就属于地方性事务。一般法之所以一般，端在于它们是所有行政机关从事行政管理和服务活动时都要普遍遵循的行为规范，是所有行政活动的总章程。
可以说，事务管辖权是立法主体有权加以调整或规范的事项。唯有何海波从管辖权法定、适用条件法定、处理方式法定三个方面做了界定。[55] 参见《宪法》第89条、《立法法》第72条第2款和《国务院组织法》第3条、《地方组织法》第11条、第50条、第73条。 注释:[1] 2021年《行政处罚法》修订后，调整为第10至14条，对部分内容有所修改。
它意味着，属于法律保留范围的事项必须先由法律作出规定，行政必须以法律规定为前提。从新中国成立至1986年《民法通则》制定，我国曾三次尝试制定民法典。[61] E. Pieske, Der Weg des deutschen Schulrechts nach dem 51. Deutschen Juristentag in Stuttgart im September 1976, DVBI.1977, S.677.转引自许宗力：《论法律保留原则》，载许宗力：《法与国家权力》（一），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59页。行政基本法典是关于一般或基本行政法的法典，以规范行政行为为中心。
根据《立法法》第91条的规定，部门规章已经没有自主性立法事务，取消行政行为设定权的等级制对它的设定权不会产生影响。[16] 李林称之为立法权限形式。
第27条第1款第2项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制定法律的职权。不论国家性事务与地方性事务，还是综合性事务与行政管理事务，其内容难免重叠且重叠部分不会有质的不同。
[28] 参见王贵松：《行政活动法律保留的结构变迁》，《中国法学》2021年第1期。地方特色论认为，地方性事务是指具有地方特色事务。[6] 参见王敬波：《行政基本法典的中国道路》，《当代法学》2022年第4期。这一理论认为，凡涉及人民之基本权利之实现与行使，以及涉及公共利益尤其是影响共同生活之‘重要的基本决定，应由具有直接民主基础之国会的立法者，自行以法律规定之，而不许委诸行政之行为。[13] 参见《宪法》（1982年）第62条第1款第3项、第67条第1款第2项、第89条第1款第1项、第90条第2款、第100条、第116条。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行政拘留之外其他各种行政处罚，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除行政拘留和吊销执照之外的其他各种行政处罚，规章只能设定警告、通报批评和一定数额罚款的行政处罚。
[36] 黄贤宏、吴建依：《关于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再思考》，《法学研究》1999年第6期。其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当初三种行为的泛滥和滥用。
[14] 参见1982年《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27条第2款、第35条第2项以及1986年修订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7条第2款。从行政处罚法和行政强制法对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措施设定权的划分来看，遵循的依然是法律保留原则的重要性理论。
为实现这一目的和功能，现代的一般行政法基于宪法基本原理与制度，借助于立法权与行政权、司法权与行政权以及上下级行政权之间的分工与监督关系，通过大量实体与程序规则，建构了包括事前、事中、事后监督与控制在内的全方位的行政权力制约机制。身份等级制既是我国立法权配置的特征和优势，也是导致其不足的根源。
2.难以在其他行政行为中全面推广退一步讲，即便不考虑行政行为设定权与事务管辖权之间的协调性，将这一制度适用于所有行政行为也存在困难。但重要性理论在重要性划分上具有主观性，难以据此得出客观结论。[51]两者之间的分界线由地方性事务来划定。概括表述将职权法定概括地表述为来源与行使法定内容、权限或范围法定。
[11] 参见张维：《法学界一个战斗的团体——行政立法研究组成立30周年掠影》，《法制日报》2016年10月13日第6版。决定行政处罚种类及其设定权的应是违反行政管理秩序行为的性质与严重程度，而非实施行政行为的行政主体的级别或设定行政行为的立法主体的位阶。
二是难以在其他行政行为中全面推广。可以说，行政行为设定制度是规范和遏制这一社会问题的意外收获。
下面从三个层面加以论述。换言之，其他行政强制措施只能由法律和行政法规创设。
第二，法律保留原则的法律不限于法律，国内不少学者解读其为法的保留。其次，行政职权的内容不明确。按理，法律保留原则的首要落实渠道应是立法法。（一）行政立法从制定法典转向单行法先行历史地看，行政三法本身是对行政基本法典编纂的另一种探索。
行政基本法典是行政法的一般法，它所包容的规范应主要是行政法的基本规范和一般规范。据统计，制定行政许可法前，浙江有近2500项行政许可，青岛市有1300多项行政许可。
换言之，应当由所做事情的性质与内容决定做事情的方法和工具，而不是相反，杀鸡焉用牛刀与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讲的其实就是这个道理。[15] 除上述关于立法形式权的规定外，1992年7月，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决定，授予深圳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规的权力。
其次，处理好行政基本法典与行政部门法之间的关系。三种行为多乱滥的现象已经得到根本遏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