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就是市场无法有效解决的。
出于这样的考虑，投资率——在中国，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超过50%，而且还在不断上升——可以作为固定投资对经济所造成压力的指标。现今在中国出现的这种迹象已很普遍。
此外，劳动成本的增加和人民币升值，也将不利于中国出口领域，造成今年GDP增速放缓。2003年，中国上马了第一个高铁项目。为了扭转这一趋势，适当放缓投资增长不仅必要，也是利润驱动的经济不可避免的过程。在一年一度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时，中国总理温家宝宣布，中国政府2012年的年经济增长目标为7.5%。但是，全球市场已经无法吸收中国庞大的出口了，何况欧洲和美国的经济低迷已经对出口需求造成冲击。
如此匆忙上马，灾难在所难免。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年人均收入不足5000美元，仍有许多空间可增加其资本存量。首先提出共同富裕目标的是毛泽东，他强调共同强大、共同富裕。
我回国后抓紧时间工作，8月8日不仅完成了《2030中国》，当日还以《国情报告》专刊呈送中国领导人和有关部门，在传播知识方面捷足先登。而我们更宏大的预测是，由于中国、印度、巴西等国的崛起，全球有可能从过去两个多世纪的大趋异时代转向世界大趋同的时代。我们更多是受到毛泽东、邓小平的思想、思路、思维的影响，从《2030中国》这本书的字里行间，可以看见他们的影子。无论是决策者还是社会公众都需要兼听则明，只有一种声音是不行的。
当然我们还很难分析这三个基本趋势哪些方面的贡献大，哪些方面的贡献小。中国在开放的条件下，也总是欢迎世行这样的组织进行研究，但无论什么情况下，都要有中国学者的自主研究、自主创新。
二是到2030年共同构建共同富裕社会。尽管我们也认为实现这两个目标非常困难，但人类的本质还是要追求美好的理想，更何况我们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伟大的人民、伟大的国家，更需要追求共同富裕的美好理想，这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而且我们通过努力是有可能做到的。这反映它的经济分析模型存在一些问题，对中国经济发展机制的认识有所不足，对中国的趋势背后的动因分析不够。第二个词是大同世界，更是中国原创。
中国努力实现共同富裕，实际上也是要破解这一世界性难题。我对学生讲，这两份报告最好能够在20年后再做比较。我们研究中国的思路和框架是毛泽东、邓小平战略思维的路子加上专业化。到2030年，如果中国只是高收入，却不能共同富裕，并不一定就是成功。
这里要强调的是，观看中国这座庐山真面目，需要多种视角、多种方法、多种数据、多种信息来讨论和分析。客观地说，针对这一主题，世行报告与他们在1997年发布的《2020中国》相比，进步不大，但我们的进步却是显著的。
而南北关系变迁和共同富裕的问题都在世行报告的视野之外。2030年的中国将会是一个什么社会，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将在世界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对于这类重大的、系统的当代中国研究问题，还缺乏专业化的讨论。
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或许是我们对南方国家的一个贡献，进而是对世界的一个贡献。这一变迁的意义不仅在于南北关系变化本身，而且可以为超越冷战意识形态及其背后的霸权结构提供重要的动力。我本人在去年6月中旬到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举办我的英文著作《中国2020：一个新型的超级大国》的图书首发式，其间受世界银行东亚局首席经济学家尼赫鲁博士的邀请，在世界银行总部做了中国2020至2030年发展趋势分析的学术报告。改革开放后世界银行关于中国的第一个报告是1983年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其中特别强调了中国在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因素，高度赞扬了社会主义的中国，认为中国在极低收入的条件下，预期寿命非常高，创造了一个平等的社会。一旦伟人的智慧与专业化相结合，我们自觉不自觉地就找到了毛泽东的影子。他们只是在报告的创新中国部分引用了我的英文著作《中国 2020》书中的观点。
我们的报告建立在业已完成的 十二五规划和中国2020研究基础之上，完全是独立选题、独立研究、独立发表，没有接受政府机构的委托或其他机构的资助，而世行的报告是受中国政府委托，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合作完成的。这一次预测延续了以前的分析模型和方法，很有可能仍然低估了中国的发展速度。
世行报告与清华报告有许多相近观点的论述，但比较起来我们与他们在立场、方法、观点方面不同，特别是主题词不同，但两者之间还是有很大的互补性，也显示了较强的竞争性。这是邓小平同志共同富裕的思想。
我们要读毛泽东、邓小平的书，与伟人对话、与伟人交流，站在伟人的肩膀上。今天世界银行的报告也主张公平，包括缓解收入差距，但却有意回避社会主义因素。
这是我们在书中最核心的观点。虽然对世界发展趋势的分析是我们的弱项，但这次我们重点加强了对世情的研究，使世情与国情研究不仅具有互补性，还具有互动性，使我们看到中国未来发展的世界机遇，同时也看到世界挑战。能不能做到，则取决于国家领导集体的政治意愿。其三，我们特别强调了国家财政的再分配功能。
）我们对中国发展动力的分析和理解，的确与世界银行不一样。10月份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2030中国：迈向共同富裕》这本书，入选《光明日报》的当月《光明书榜》，而后又进入《2011年度光明书榜》。
胡鞍钢：从经济学方法来看，我们和世界银行相近的地方多，但我们的政治观点和哲学观点很不一样。如果中国能够解决共同富裕的问题，将为人类提供重要的经验，也提供一种道路。
它是三种趋势的结合，表现在：一是自然发展趋势，二是宏观规划指导下的市场驱动，三是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引领。两年后世界银行发表《中国：长期发展的问题与选择》的报告，预测在1981-2000年间，中国经济将以5.4%-6.6%的速度增长。
我们在出版《中国：走向2015》（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2月）之后，就开始考虑这一自主课题，从2010年11月份启动这个项目。我们对每个方面都做了专业的分析，使抽象的共同富裕的目标更加具体化，也便于度量、观察、评估。强调这一趋势，事实上凸显了长期被冷战意识所掩盖的世界历史的一个重大变迁。中央领导人明确提出要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也表达了在上述四方面持续推进的政治意愿和政治承诺。
我们在前30年实现了快速发展后，从党的十六大开始，再用30年的时间来解决这个中国难题，也就是世界难题。应当说2030年的世情研究是世行的专长，但在他们的报告里只是点到了，并没有做专业化的分析。
对此，世界银行是最有发言权的，但他们在报告中却没有进行讨论，发达国家的学者大概不愿意说这些话。我们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界定了迈向共同富裕的概念，包括城乡共同富裕、地区共同富裕、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人人享有社会保障四个方面和大趋势。
准确抓住中国发展的三大根本性趋势和动因，才能比较客观地认识中国发展趋势。我们报告的特色主要在于，沿着国情和世情这两个线索研究2030年的中国。
